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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着大国企铁饭碗的想法，东北无法振兴

抱着大国企铁饭碗的想法，东北无法振兴2016-09-11 10:28:20 来源：和讯网金融家分享到：导语

提到东北，东北人总是离不开“共和国长子”这个看似骄傲又略带悲伤的称呼——因为长子总是扮演着出力不讨好的角色。

作者：张晓丹 作者系辽宁大连人

国企改革后遗症

我出生在1986年，大连的一个工人家庭。之前东北搞计划经济，如火如荼搞建设，国有企业活力四射的年代我没有见过。但是我成长在90年代，我还是感受到过体制内的诸多好处的。

那个时候家里的人都是国企职工，我小时候在姥姥家长大，姥姥和姥爷都是大连化学工业公司的职工。说是化学工业公司，其实就是制造纯碱的一个大工厂。姥姥是地道的闯关东移民，经过层层关系到该工厂清洗工人浴室。工人浴室是今天我对它的一个叫法，小时候姥姥和我用带有胶东口音的大连话说她是看澡堂子的，澡堂子就是浴池，现在仍有很多大连的老人称呼浴池为澡堂，那个时候工人下班是可以免费到澡堂子洗澡的。

我还记得小时候、90年代初的那几年，姥爷总是从单位带回来木耳、猪肉、鸡蛋等生活物资;夏天的时候，姥爷经常下班带回来雪糕和冰袋。冰袋今天已经看不到了，就是塑料包包装的一种汽水，家里的冰箱总是有喝不完的冰袋，我喝不了就分给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喝。

再说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——F的事情。F因为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一直跟我要好，家里的事情也经常提起。F的父母是东北特钢集团的工人，90年代不叫东北特钢，那个时候还叫大连钢铁厂。据F说，他小时候是双职工家庭，就是父母都在国企上班，父母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，家里除了生活的必须开销，还能提供他每个星期去金三角甘井子少年宫学书法和绘画。

那个时候在大连的双职工家庭，基本生活是没有任何担忧的，而且偶尔还能去甘井子百货、沙河口百货、春柳百货买点时髦的服装。这种百货当时还不算高级的，高级一点的是青泥洼桥的中兴大厦、大连商场、天津街百货，小时候我们这些父母是国企职工的孩子没少去这种地方。这种地方放在今天就是万达、来福士、恒隆广场之类的商业中心。总之，国企改革之前，我们这种普通国企职工的城市家庭，还算过着安稳、衣食无忧的生活。

1998~2003这五年在我的印象里有两件大事，第一是朱镕基总理的反腐败，第二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。我不懂经济，不知道国有企业改革意味着什么。在我小学五六年级左右，就是1998年开始，我知道一个事情，我周围很多同学的父母下岗了。我妈是东北特钢的一名工人，也在“光荣下岗”的行列了，当时我不懂父母下岗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拥有稳定收入和福利的双职工家庭，失去了一个人的经济来源，对于一个家庭是灾难性的。

听大人聊天说，如果夫妻双方在同一个单位，只下岗一个、另一个保留工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夫妻双方不在一个单位怎么办?我不得而知，但我身边同学的父母双方都下岗的也大有人在。

那个时候，除了“下岗”一词，还有一个比较火热的词叫做“下岗再就业”。这五个字比起前两个字多了“再就业”，就是鼓励下岗职工自谋出路，再重新找工作。要知道一点，当时下岗的那些父辈的人，大多是1955年到1965年出生的人，经历过文革，经历过下乡，没读过多少书，没有多少文化知识，他们离开了体制内的铁饭碗，到社会上很难寻觅到适合他们的工作机会。

如果是发生在20~30岁左右可以接受事物变化的年轻人身上可能可以，但他们是40~50岁左右的大龄职工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正处于中年危机，而学习新技能和接受新变化的本领都在渐渐丧失;再者，今天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，尤其是一线城市的白领，对于变换东家、跳槽司空见惯，可那个年代的人还没有这种想法，社会上也还没有这种环境。

记得那几年，为了解决下岗男职工的再就业，大连的小区街道上出现了巡逻保安，就是为了安置这些无法找到工作的大龄下岗职工，待遇和之前差距甚远，只不过为他们交个养老和医疗保险，再发点微薄工资够基本生活。但是这项利民的举动解决了大批下岗职工的“杯水车薪”。

国家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，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，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，早晚而已，只不过落到了父母这一代人身上。僵化死板、没有活力缺少创新、腐败蔓延的国企，这个外科病、内科病并发的大巨人确实需要服药，动手术。只不过这个过程太悲惨、太壮烈了，通过买断工龄的方式解决工人安置问题。

东三省中，辽宁省的国有企业数量最为集中，沈阳、大连又集中了辽宁最多的国有企业。国有企业改革中，大量一线产业工人失去了铁饭碗，而这批工人时至今日大多退休，拿着2000~3000元可以保障基本生活的退休金过活，这批人对于消费经济的贡献微乎其微。

国企改革给东北带来的后遗症，到现在依然持续着，这个我认为怨不得东北人民，相反的是，东北人为国家体制的转型、市场经济的开放做出了重大牺牲。其实每一代人在国家发展中多多少少都会做出不同的牺牲，爷爷的爷爷，爷爷的爸爸那代人离开家乡故土、妻子儿女，为民族解放流血牺牲，换来了国家的和平;爷爷那代人在“一穷二白”的年代，没有技术没有大型机械，靠着人力建设国家;父辈们为了国家的经济转型丧失了铁饭碗，而我们又在承受独生子女、养老以及高房价等严峻的社会问题。还记得黄宏小品中那句话吗?“工人要替国家想，我不下岗谁下岗”，我希望历史能记住这些曾经的国家工人。

人口大减使得东北难享人口红利

我出生在一个城市家庭，上学的同学也都是工人父母的孩子，那个时候感觉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了，难得有几个农村来借读的同学家里是有兄弟姐妹的，当时我还感觉他们家里有兄弟姐妹是不太正常的家庭。

后来我上了大学，有很多农村同学，才知道，农村来的同学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很常见，三个四个的也有。

辽宁因为重工业企业多，城镇化率高，工人的数量庞大，众所周知的是，计划生育这项政策，在城市实行的比农村的要更为坚决，更为彻底，尤其是在各个企业单位、机关和事业单位。这群人从事生产和工作的场地、资源高度依赖集体和国家，在推行计划生育时相对容易，如果超生，不单单是罚钱这么简单。听长辈们说，如果真有超生，全车间全班组包括领导的奖金、分房都会受影响，在机关里就会开除公职。这种严格的计生政策在辽宁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行，这就直接造成了今天东北人口的大量减少。

我们总是在提人口红利，确实，人口对于经济的拉动是重要的。2014年人口数据显示，辽宁人口约4400万，吉林和黑龙江分别是2700万和3800万，加起来和一个河南省或者山东省相当。今天东北的人才外流是一方面，但本身就不多的人口加上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，使得人口大减，是导致今天东北经济低迷的又一个因素。

思想观念束缚仍在继续

提到东北，东北人总是离不开“共和国长子”这个看似骄傲又略带悲伤的称呼——因为长子总是扮演着出力不讨好的角色。

鸦片战争以来，我们国家经历了列强欺凌、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三年内战以及朝鲜战争，民族承受了太多的灾难和创伤，1950年以后经济恢复与基础建设是国家的头等大事，这个时期对于原材料以及加工品的需求与日俱增，而日本人在东北留下的工业基础和东北富有的资源，正好顺应了国家建设的这股潮流，这是造就东北当年辉煌的原因。

今天的东北人，经历了东北当年曾经的辉煌，也体会了国企改革的阵痛，可是思维还是停留在“铁饭碗，大国企”的年代。

我姥姥今年快80岁了，我去看望她的时候，她和我说：“你要去国营单位，不要去私营企业，你看我们在国营单位，单位给分房子，现在还有退休金，过年过节还发东西。”我听了这话只能默不作声。我妈看到我一个朋友在上海工作，基本上一年换一个公司，跟我说：“她怎么总是这么换来换去给别人打工，应该回沈阳或者大连找一个稳定的国企，一直干着，这样多好。”我也有几个朋友的家长，看着孩子在“北上广”等一线城市工作十分辛苦，就想着靠自己的影响力在沈阳、大连给孩子找一个体制内的工作。

如果说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辈的人有这种想法还算正常，那更为可悲的是今天东北的年轻人依然有很多人抱有这种想法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东北的不少政策决定者也这么想。

在面对经济不景气时，他们第一想到的还是向国家要政策，向国家要钱，靠国家的大规模投资拉动地区经济。东北的主流群体，可能还习惯于国家指挥、统购统销这种运作方式。

在东北，大多数人们不太知道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地区经济、科技创新、人才聚集的积极推动作用，更多的人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参与到中小企业中，这种态度自上而下，从政府官员到中层技术人员、知识分子再到普通民众中广泛存在。习惯于打工，不习惯创业;打工习惯于供职于国企，不习惯去私企。因此东北这片土壤中，还严重缺乏私企发展的营养，社会发展也较少提供给私企生存空间。

看一下上面图中的数据，规模以上工业数量上海稳居第一，作为全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，上海一枝独秀，同时上海周边的南京、杭州、苏州、宁波等构成了长三角经济圈的城市表现不凡;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经济圈也不甘示弱。东北的经济核心在辽宁，辽宁的核心在沈阳和大连，而这两个城市的企业数量与这些城市相比，差距很大。

宋朝以来，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，明朝时期长江下游工商业迅速发展，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。今天的江浙沪依然是民营经济最为壮大的一块阵营。反观东北，当年闯关东的关内移民定居东北带来的还是农耕社会，建国后东北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执行的力度最强，工商业萌芽的机会都没有，更别说发展壮大，今天东北人缺乏商业竞争、科技创新的精神似乎也就情有可原了。

我想，建国初期东北对国家的援助、计划生育对东北人口的限制，都不是造成今天东北人才外流、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。不能因环境变化而变化，不能很好适应逐渐开放的市场、更灵活的经济政策以及多样化的产业分工，长期以来经济结构过于简单，中小型企业缺少发展空间，还抱着大国企铁饭碗的想法，还想着依靠国家的大规模投资和经济援助去盘活经济，找不到地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，这应该是导致今天东北经济不振最主要的因素。(原刊于一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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